回顾多年来境外矿产勘查的历程，刘益康说，我国的矿产勘查业，必须坚持对外开放，坚持境外矿产勘查的方向，融入全球的矿产勘查市场。
作为中国矿产勘查行业“走出去”的探路者，刘益康的身上聚集着多个“第一”：第一个公派出国进修矿产勘查管理的地质学家；第一个把世界顶级矿业公司的勘探运作模式介绍进中国；第一个在国内提出探矿权的商业运作；第一个在pdac上讲演介绍中国的矿产勘查；第一个建立了首家中国内地中外合资勘探企业……
从1984年出国，刘益康从事矿产勘查引进来和走出去，已经有34个年头了。
走近刘益康，是2018年8月初的一个早晨，他从西伯利亚回国后的第二天。阳光洒进他的书房，围墙一圈的大书柜中，码满了地质专业类、科学类、文学类书籍。墙上，一张世界地图上满是红色的圈圈点点，标出了三分之一个世纪以来，他在世界各国从事勘查活动和旅行的足迹。
走出国门，带回新思路
“我第一次出国是在1984年，带着首次踏出国门的新鲜和好奇，去希腊一家铁合金公司，考察铬铁矿勘查。”刘益康回忆，“1986年，受中国人才国际交流中心选派，到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，必和必拓公司的前身，bhp公司下属的勘探公司进修矿产勘查管理。半年的时间，从地质物化探、钻探到矿权维护、商务运营、公司管理，进行了系统学习。出席勘查商业会展，结识各界人士。这次进修，改变了我下半生的业务轨迹。”
从澳大利亚回国后，刘益康写了一份报告，将必和必拓勘探公司探矿权的商业运作，详细介绍到国内，成为中国提出探矿权商业运作的第一人。那时中国地勘行业，正在热议“三化”，而对地质工作商业化的理解，并未从国际上商业性矿产勘查实践中汲取，而是从概念出发，作出了各种设计，有的说是卖地质报告，有的说是卖储量，有的说是承包勘探……刘益康独辟蹊径提出了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”，没有探矿权这个载体，就不会有人投资矿产勘查。这引起了原地矿部的高度重视，时任副部长张宏仁，邀请刘益康从成都来北京，专门为部机关干部进行详细解读。解读引起了强烈反响，之后，地矿部又在报告上加了按语，两次翻印，作为地质勘查管理和境外勘查的培训教材,并印发到全国各地勘局。探矿权商业运作的提出，颠覆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思维模式，也正是这份颇有含金量的报告，1990年，刘益康从四川调到了北京。
中国勘查的“引进来”“走出去”
在中国建立第一家中外合资勘查企业，是刘益康从澳大利亚学成归来后的第一个大手笔，为国内企业与国际大型矿业公司合作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。在固体矿产资源领域，引进外资合资勘查，是地勘领域对外开放的“吃螃蟹”之举。
1988年，bhp公司正式提出与中国开展合资勘查。当时，四川省省长张皓若将访问澳大利亚，要求提交与澳大利亚的合作项目，西南冶金地质勘查局提交的矿产勘查项目，排在23个项目的最后。而到四川省与澳方洽谈时，澳方将其调为第一个，省长觉得此事非同小可，对刘益康的项目给予了高度重视。其后的推进，仍异常艰难，国家各部委在讨论这个项目时，各执一词，莫衷一是。有担心泄露国家机密的，有反对在矿产勘探领域中外合资的，有担心合资吃亏的……中方无任何先例，无任何经验，真可谓好事多磨，谈判历时近四年，刘益康三进中南海。最终，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勘探公司——西南冶金地质勘查局和澳大利亚bhp公司合作的康滇公司得以问世，在凉山142平方公里的合资区域内开展勘查。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探矿权出资，国外公司出资金设备的勘查项目，找到一处铅锌矿。而对于中国企业来说，更大的收获却是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地勘技术和管理的人才。
刘益康为中国矿产勘查走向世界做出的又一个重大成绩，是第一个向国内介绍了全球最大的勘探开发会议——加拿大勘探与开发者协会年会（pdac）。1995年，他作为“一人代表团”，参加了加拿大勘探与开发者协会年会，作了大会讲演，介绍了中国的矿产勘查概况。1997年，刘益康又陪同张宏仁参加了pdac大会。此后的20年里，共参加了12届，且多次在会上讲演，成为会议的中国老面孔，为中国地勘业走向国际市场鼓与呼，被公认为我国矿产勘查国际合作的“先驱和泰斗”。
通过参加pdac会议，刘益康了解到，主宰国际勘查市场的并不是那些大型矿业公司，而是数以几千计的小型初级勘查公司。初级勘查公司具有精干的组织机构、灵活快速的运作、多样化的筹资方式，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业矿产勘查文化，适应找矿难度加大、找矿富于探索性等特点。他把初级勘查公司概念引进了国内，大力宣讲。并最早与加拿大、美国的初级勘查公司，在国内建立了几个风险勘探合资企业，如华佳公司、安那美公司等。
2002年，刘益康退休之后，将注意力转向推动国内企业和地勘单位的矿产勘查走出去，为他们做境外矿产勘查的技术和商务咨询，参与尽职调查和合同谈判。
面对我国境外矿产勘查项目成功率低的现实，也为了将国际矿产勘查的理念及运作方法，向国内普及，2007年，刘益康出版了《神眼之光——商业性矿产勘查》一书。他说：“我想把20年游弋于国内外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的所见与所闻、心得与尴尬，‘过五关斩六将’与‘败走麦城’的经历与国内勘查地质学家、矿产勘查投资人、勘查管理者的同仁们分享，起到一些商业性矿产勘查运作指南的作用”。这书成为矿产勘查畅销书，刊印后很快售罄。
作为《神眼之光》的姊妹篇，刘益康撰写的《寻宝秘笈》，被称作海外矿产勘查开发的实用指南。他还在《中国国土资源报》（现为《中国自然资源报》）《中国矿业报》《中国有色金属报》《中国黄金报》等报刊上，发表60多篇文章，同时在一些专业杂志上发表20多篇论文，论述境外矿产勘查有关问题，推广“走出去引进来”的经验。撰写专栏，刊发600多期，50万字，实时披露了海外找矿信息和动态，不仅涉猎非洲、美洲、亚洲，对一些国内关注较少的地区，如欧洲、北极地区的矿产勘查，也做了介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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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中国矿产勘查开发走向出去，刘益康常有独到的见解。例如，国内一家企业，在加拿大勘查钾盐，专家齐聚钓鱼台评审，大家认为，该项目探获的沉积岩中钾石盐量，相当于中国50年钾盐勘查成果总和，而且是富矿，前景可观，必须加大勘查开发力度。刘益康在进行现场调查后，却琵琶反弹，他认为该项目存在三大问题：一是该地区的钾肥产能已经过剩，该项目不具备成本竞争地位；二是由于埋深大和塌陷区的存在，钾盐的开采和环保存在很多风险和问题；三是钾盐是大宗矿产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，缺乏铁路运输的预留空间。到2018年，时间过去了近十年时间，该钾盐项目至今无人接盘。
海外勘查的经验与忠告
刘益康认为，境外矿产勘查的经验与教训，是一笔宝贵财富。将其归纳总结，对引导国内勘查理念的转型和境外勘查的再次崛起，大有裨益。
就海外勘查失利的原因，刘益康归纳为三种情况：一是找矿的技术风险，预想与勘查结果不合。二是大量不加分析地使用国内一般工业指标，到境外圈定的“矿体”，无法推进可行性研究，导致失败。三是找到了经济矿床，其矿产品生产成本、矿山资本投入指标，也很有竞争力，但因环保、社区、法律、政治因素，或不可开发，或权益丢失。
境外矿产勘查怎样才算成功呢？刘益康提出应考虑四个方面：首先，能用找矿的设想和探矿权，打动风险勘查投资者，并筹集到勘查资金。其次，探获了crisco体系承认的资源量/储量，从而获得了在境内外进一步筹融资，商业并购的通行证。第三，通过出售转让勘查成果的权益，使矿产勘查投资者及时获得回报，而不是在最终矿山投产之后。第四，探获了生产成本、资本投入，均具有竞争力的矿床。
现在刘益康常去国外勘查现场，为国内矿产勘查开发走出去作咨询。同时，他还为各省各行业的地勘局、大专院校、矿业企业、金融机构，做过近百场专题讲座，把境外矿产勘查的理念、融资、标准、运作，结合几十年经历过的经典案例，做了通俗生动培训，让业内分享他的成败经验，提供矿产勘查走出去的实用指南。这是他最乐于做的工作。
回顾多年来境外矿产勘查的历程，刘益康说，矿产勘查业是有周期性的，近来，境外矿产勘查已经出现了一些回暖的苗头。我国的矿产勘查业，必须坚持对外开放，坚持境外矿产勘查的方向，融入全球的矿产勘查市场。如今，刘益康已经为境外矿产勘查业务，去了40个国家。在今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，他作了《矿产勘查投资热点：西非绿岩型金矿带》的讲演，这是他连续12年在这个大会上讲演。在讲演结束时，刘益康说“1988年，第一次到非洲，去马达加斯加找金；2018年，去西非科特迪瓦考察金矿勘查。30年来，一直不断的非洲找矿之行，11个非洲国家，并非像想象中的那么困难、艰苦和危险。我已76岁，尚可前往，在座对非洲勘查有志向的同仁，也一定没有问题”。这就是刘益康的心愿，让中国的矿产勘查走向世界。
